“楼宇社区”理念的付诸实施,大约可以追溯到2009年的杭州市下城区。当时,在借鉴社区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下城区积极探索楼宇精细化管理,尝试楼宇社区化管理服务,从而形成了楼宇社区的雏形。与此同时,在楼宇党建方面具有标杆意义的楼宇集群党委,在杭州西湖区正式建立。楼宇社区、楼宇集群党委,可以算是杭州在楼宇经济发展方面探索出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两个全国“样板”。2009年12月9日,下城区楼宇综合服务中心暨杭州市(下城)嘉丰中介服务业发展中心成立,成为杭州市首家楼宇综合服务中心,也是继广利、宏都之后,下城区的第三家中介服务业发展中心。

楼宇综合服务中心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一楼六员八人”,即每幢楼宇确定一个管理服务团队,通过楼宇指导员(街道干部)、招商员(街道招商人员)、管理员(物管)、安全员(片警)、办事员(国税、地税、工商)、联络员(社区干部)等,为楼宇业主和入驻企业提供及时、有效的全方位服务,同时实施经济、党建、文明创建、统战、工会、共青团、妇联、计生等工作“八进楼宇”计划,以高效的管理和优质的服务,创造良好的楼宇经济发展环境,促进楼宇经济健康、快速、持续发展。无论是杭州下城区的楼宇社区建设工程,还是杭州西湖区的楼宇集群党委,都挺有新意。然而那时,对什么是楼宇社区、为什么要发展楼宇社区、怎么发展楼宇社区等问题,理论和实践层面上都尚未得到系统、科学的梳理、总结。

从经济角度看,楼宇是一种经济载体;从社会角度看,楼宇是企业和员工生活的精神家园。运用楼宇社区服务模式,设立楼宇综合服务中心和领导联系重点楼宇制度,实现经济服务、民生保障、城市管理、综合治理、党群服务进楼宇,便于政府决策的推进和问题的及时解决。而引进楼宇物业协会管理模式,可以更好地发挥楼宇物业管理协会在政府、企业间的协调作用,将政府做不了、做不好的事交给协会去做。应该说,这些措施的出发点、初衷都是好的,也是可行的,一定程度上还丰富了楼宇经济的内涵,在楼宇社区运营初期,对楼宇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随着政府服务模式的变化,楼宇社区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为何楼宇社区的模式难以持续,甚至可以用“昙花一现”来形容?这就要从楼宇社区产生的大背景来分析了。

楼宇社区更多强调的是政府的综合服务、“一站式”服务,就是将政府的行政服务职能延伸到楼宇或楼宇集群中,为楼宇人驻企业提供便捷、周到的行政服务。在楼宇社区诞生的2009年前后,政府的办事效率较低,办事部门也还没有集中到一起办公。面对散落布局在城市不同区域的一个个政府部门,人驻楼宇的企业要想在短时间内办妥事情,还真的有些难。但随着“政府行政服务中心”“集中办事中心”在各城市的相继建立,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行政服务都集聚到一个办事大厅内,楼宇人驻企业享受到了快捷、便利的“一站式”服务,浙江更是提出了行政服务“最多跑一次”的口号。更何况各地政府都重视招商,早就把企业服务得妥妥帖帖,办证办照之类的事基本不需要企业烦心。这就大大弱化了当初楼宇社区所定位的功能,渐渐地楼宇社区就显得有些形同虚设了。甚至我们可以说,历经10年的楼宇社区模式已经完成了它的光荣使命,渐渐走进了楼宇经济的历史。

历史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会有产生、发展、消亡的历史周期。值得肯定的是,楼宇社区模式一度成为各地政府参观学习的样本,对扩大城市的知名度、提升楼宇经济的影响力、丰富楼宇经济的内涵等,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风靡一时的楼宇社区也会被信手拈来地复制、粘贴,以致如今你去许多城市,总能看到几乎千篇一律的楼宇社区模式。被誉为“硅谷的天使”“投资界的思想家”的彼得·蒂尔在《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一书中指出:“商业世界的每一刻都不会重演。下一个比尔·盖茨不会再开发操作系统,下一个拉里·佩奇或是谢尔盖·布林不会再研发搜索引擎,下一个马克·扎克伯格也不会去创建社交网络。如果你照搬这些人的做法,你就不是在向他们学习。”当然,照搬他人的模式要比创造新事物容易得多。

我多次疾呼,千万不要人云亦云、邯郸学步。但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三、四线城市的城区在盲目追随:空旷的区域内,一大排电脑一字排开,每个电脑前坐一个人,都在若无其事地忙碌着。如果你突击检查或不打招呼就前去参观,这里肯定是黑灯瞎火、空无一人,因为的确没几个人来办事。但许多地方政府就是这样跟风、盲从,以致楼宇社区模式几乎沦为了摆设,许多时候真的是劳民伤财。殊不知,楼宇中的主体人群已变了、办公人群的需求也变了。正如人们所说,不从实际出发、纯粹靠行政力量推动的东西,往往都会是“一阵风”,难以持续深化下去。而经济工作中“刮风式”“运动式”的工作方式也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最终逃不出短命或夭折的归宿。这也是楼宇经济发展中需要吸取的教训。